“当你姓‘巴菲特’时，你讲的笑话都更逗了。”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t）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调侃财富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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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魔力并非与生俱来。1958年，彼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那时，他的父亲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刚经营投资合伙企业不久。32年后，他父亲的身家已达10亿美元。又过了18年，沃伦在金融危机中力压比尔·盖茨（Bill Gates），成为首位问鼎全球首富的股票投资者。截至2023年5月23日，92岁的沃伦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五，坐拥1149亿美元净资产。彼得见证了父亲走上“神坛”的全过程。

彼得和姐姐哥哥相差四五岁，是沃伦最小的孩子。不同于姐姐和哥哥在幼年时常常“争夺统治权”，彼得生性平和，喜欢安静地沉浸于个人世界。姐弟三人性格迥异，但无一例外，都没有走上父亲登峰造极的那条路。

“在世人眼中，我们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不可能匹敌父亲所获得的成功。”彼得的哥哥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曾这样形容生活在万丈光芒之下的感受。这句话被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抛给沃伦。“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游戏’，既然游戏不同，比较便无意义，”沃伦回答。

彼得的确考虑过在华尔街发展的可能。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这必定是条坦途，“会有非常多的有利资源向我倾斜。”但这一想法只存在了十几分钟，投资从来不是他心之所向，“父亲不会助我选择投机取巧的人生，因为这么做不是特权的行使，而是人生的折损。”

在彼得看来，父亲沉醉于工作，为此殚精竭虑，却常年精神饱满，恰恰是因为他并非为了金钱而工作，“令他全情投入的是他需要迎接的智识挑战，以及如何在胜败攸关的弈局中落子。他看重财富数值，但这只是对他商业智慧的验证。人生中的这部分内容每天都是新的。”

虽然父母一直鼓励彼得跟随内心前往任何他想要到达的彼岸，然而要找到自身志趣与社会认同的交汇点，这一挑战的难度并不会因为这些“明面上的观念”而降低。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彼得也经历过漫长的“迷茫、困惑和不坚定”。

他曾想过提前结束高中生涯，搬去离家两千多公里外的西部小镇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做一名摄影记者。因为感觉一起玩音乐的伙伴比自己更有天赋，他一度丧失了把热爱的音乐视作毕生追求的信心和勇气。此后，他凭着父亲的人脉进入斯坦福大学。虽然努力尝试把那段时光用到极致，可依然深陷于“我足够出色吗？我会有足够出色的那一天吗？”的自我质疑中。直到大二的某个晚上，他在朋友宿舍听到一位来访的吉他手的演奏，方才“顿悟”。不久，他离开大学投身音乐事业，“暂时地与自己内心的纠结、不安全感以及对外部期望的担心达成了和解。”

彼得很喜欢一句印在T恤上的话，大意是“不是所有游荡都意味着迷失”。“很多情况下，游移在错综复杂的选择之间，可能是寻找自我的必经之路。当人们纠缠于各种选择时，并非因为选择太多，而是缺乏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全情投入某件事的坚定意志。”

1999年，入行近20年后，彼得凭借原创配乐获得了“艾美奖（Emmy Awards）最佳配乐奖”。在这场赢得自尊的陡峭跋涉中，他努力地在一系列“令人饱受折磨”的自我拷问中摸索着出口。“拥有好运和直通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你需要充分做好抓住这个机会的准备，由此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好运。”

2006年，沃伦·巴菲特宣布将逐年捐出其个人财产的85%用于慈善事业，“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再交还给世界”。彼得和哥哥姐姐都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与沃伦·巴菲特“给孩子提供足够的条件帮他做任何事，而不是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无所事事”的一贯原则相符。如今，在音乐事业之外，彼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管理慈善基金上。某种程度上，有关接纳与寻找、自尊与价值、恩赐与回馈、期望与责任的心灵探索仍在持续。

近日，彼得·巴菲特的新书《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在国内出版。《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彼得·巴菲特，探讨巴菲特家族的教育观与沃伦·巴菲特的晚年生活，财富带来的光环与灼热、自由与迷失，如何应对竞争、如何接纳平凡，以及慈善的本质、可能与局限。

1996年5月，沃伦·巴菲特和阿斯特丽德一道参加彼得·巴菲特和珍妮弗·海尔的婚礼（《滚雪球》/中信出版集团提供/图）

“因为我父亲是巴菲特”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书都在讲述你父亲的故事。你读过其中的哪些？

彼得·巴菲特：我读过《滚雪球》和《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

南方人物周刊：外界对沃伦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彼得·巴菲特：人们通常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简单、谦逊和专注的人。他确实如此，没有什么隐藏人格。表里如一是他的优点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分享一下你们最近的一次谈话。

彼得·巴菲特：和沃伦的对话总是轻松、幽默的，他非常善于交谈。过去几年，情况有些不同了。2023年（8月）他就要满93岁了。我们的对话依然轻松自在，但和很多年迈的人一样，他热衷于回忆旧事，反思人生，谈论周遭的变化。坦率地说，和20年前或者50年前相比，现在的世界是多么奇怪啊！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会一起庆祝他的93岁生日吗？

彼得·巴菲特：如果是80或者90岁这样的“大日子”，一大家子会相聚庆祝。今年我应该会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我的姐姐和侄子们都住在奥马哈，沃伦会在他们的陪伴下庆生。

南方人物周刊：沃伦喜欢你们送他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彼得·巴菲特：对他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和祝福。他真的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东西了。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拥有太多，而是因为他从不渴望那些。这也是他和很多富人的不同之处。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写道，父母给你最重要的礼物是情绪上的安全感，这是一份“绵长的恩惠”。

彼得·巴菲特：是的。小时候，每晚父亲都会在同一时间回家，我们全家都会在餐桌旁用餐。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他回家后不会生老板的闷气，或是因工作而沮丧，他总是很愉快。母亲给我的感觉则是她一直在那里，会一直支持着我。

南方人物周刊：沃伦显然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父亲。《滚雪球》（注：艾丽斯·施罗德撰写的巴菲特传记）里提到，即便是在家庭旅行中，他大部分时间要么是在看商业新闻，要么是在打电话。

彼得·巴菲特：的确是这样，但他从不会让人觉得不能被打断，或者不能去问问题。如果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会立刻接听，不需要多人转接。他总能很好地兼顾，一方面他始终在工作和思考，另一方面他也能保持在场。

南方人物周刊：沃伦曾说，他自己也很奇怪，他对子女的影响很深，这似乎和他付出的时间不成正比。作为父亲，他对你的影响是如何产生的？你怎么辩证地看待这一影响？

彼得·巴菲特：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不像电影中那种父亲，会和孩子们在后院玩球。但他始终如一的正直和他展现正直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孩子，耳濡目染间，你肯定会被他的言行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一致性”和“正直”。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写道，高中时，你对体育没有太大的兴趣，音乐虽然是爱好，却没有到热衷的程度。“我需要在人生中找到另一种活动，一件我很擅长、还能由此定义我是谁的事。”与同龄人相比，你似乎更早地体会到了“定义我是谁”的迫切感？

彼得·巴菲特：当时我没把音乐视作未来事业。我觉得自己的音乐直觉和天赋不如一个常跟我一起玩音乐的朋友，这让我的信心颇受打击，就想尝试一些别的方向。母亲为我提供了很多不同行业的体验机会。16岁左右，我曾在医院当过暑期工，主要工作是把病人指引到放射科，并干些其他医生们分配的杂务。我也在报社做过暑期实习生。高中时期，我开始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

南方人物周刊：让很多人意外的是，你们姐弟三人的求学生涯都比较曲折。

彼得·巴菲特：没错。有趣的是，我姐姐差一点点（大学）就要毕业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哥哥尝试了几所不同的大学，还是决定从事建筑工作，最后投身了农业。我在斯坦福待了几年，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一位吉他手演奏，每一个音符都直击灵魂。当晚我回到家通宵创作，在那些音乐中，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一旦我明确了自己的热情所在，我就离开大学去追求那份理想了。我们三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尝试不同的事情，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南方人物周刊：顶着“巴菲特”的姓氏，会有不那么积极的一面么？

彼得·巴菲特：其实，“巴菲特”的姓氏频繁见诸报端也就发生在最近二十年左右。从1869年到1969年，在奥马哈，提到“巴菲特”，人们首先会想到的还是杂货店（注：1869年，沃伦的曾祖父西德尼·巴菲特在奥马哈经营起了镇上首家杂货店，出售水果、蔬菜和体育用品）。我的祖父曾是一名国会议员，有些人会因此知道这个姓氏。直到我长大后，我的父亲才举世闻名。

可即便那时，我所在的音乐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父亲，姓“巴菲特”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是靠自己闯出一番事业的，而非仰仗“巴菲特”这一姓氏开路。选择音乐事业的好处在于，没有人会因为我父亲的身份，来决定他们是否喜欢我的音乐。如果他们选择了我，一定是因为我的音乐符合他们的口味。从这点看，我是非常幸运的。

当然，有时人们会在听到我的名字后问我是否与他有亲戚关系。有时我会肯定，有时候否定会更容易些。但是现在，当哥哥、姐姐和我管理的慈善基金会直接与父亲的财富挂钩时，情况才变得不同。人们会认为我非常富有，因为我的父亲是巴菲特。

彼得·巴菲特在旧金山的工作室（受访者提供/图）

“光环”与“大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闪现过“如果生于普通家庭会更好”的念头？

彼得·巴菲特：没有过。奥马哈给我提供了一个较为简单的成长环境，如我之前所说，很长一段时间“巴菲特”并非多么响亮的姓氏。如果我出生在“洛克菲勒”这样的显赫世家，或许会冒出你提到的那种念头。我见证了父亲让“巴菲特”这个姓氏为世界所知，这是个平稳的过程。我还记得自己跟父亲开玩笑说，“哇，现在我成了亿万富翁的儿子了。”（注：巴菲特于1986年成为亿万富翁，那年彼得28岁。）当然，如果我喜欢金融并从事投资，我可能希望自己来自另一个家庭。否则终其一生，我都会被父亲的光环所遮蔽，那无疑令人沮丧。

不过，最近这些年，人们对财富和创造财富的看法在改变。亿万富翁很多时候成了被负面解读的对象。有些人会假设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或据此推测我的思维模式。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人们能够摒弃对我身份的偏见。虽然我是巴菲特的儿子，但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和经历。

南方人物周刊：可以举些例子么？

彼得·巴菲特：我设立的慈善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在金斯顿（注：Kingston，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一个小镇）开展了很多项目。我家离小镇只有15分钟车程。我和小镇的很多居民合作密切。通过频繁的交流以及分享彼此的经历，他们意识到我并非他们想象中亿万富翁儿子的那种形象，比如会有直升机降落在我家的草坪上，我可以直接飞去任何地方。然而小镇上一些和我没有接触过的人则不然，他们甚至会当面议论我。问题是，他们并不想了解真正的我。我理解这些揣度可能源于媒体对部分富有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披露，但我仍会因此而沮丧。

南方人物周刊：你希望能为“巴菲特”这个姓氏增添什么新的标签？

彼得·巴菲特：分享一个趣事。有一次，我父亲在某个地方打高尔夫球，球童在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后，问他是不是彼得·巴菲特的父亲，沃伦回答“是”。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在听到“巴菲特”的姓氏后，会想到我的音乐。

当然老实说，我和哥哥姐姐可能会给“巴菲特”这个姓氏以及下一代留下的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慈善工作。特别是我哥哥的基金会（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的名称里就带有“巴菲特”。虽然我自己设立的基金会（NoVo Foundation）里没有出现“巴菲特”，但大家都知道这来自巴菲特家族。我们的基金会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希望能推动一些有益的改变。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过一系列疑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并接受真正的自己？在自己拥有的一切与内心的渴望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关联？……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受什么特别事件的驱动么？

彼得·巴菲特：啊呀，大约五六岁时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是不是被某些特定的事情所触发，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母亲一直鼓励我去思考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她自己也经常思考这类“大问题”。虽然起步早，但直到大学，我才意识到我得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意识到能去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能在最大范围内拥有选择的自由，正是享有特权的表现。

南方人物周刊：哪些“大问题”是你当下仍在寻找答案的？

彼得·巴菲特：基金会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去到美国的不同地区以及其他国家，我也得以接触许多复杂多样的人生。我看到了人们为生计而奋斗的艰辛，也看到了制度的不公正，这些制度在为特定人群服务的同时也在剥削弱势群体。如何构建社会是我始终在思考的问题。我喜欢阅读历史，努力从中厘清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由来，理解庞大的社会体系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以及可能的改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善用基金会的资源，以某种方式推动有益的改变，帮助更多人从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也有更多机会来思考自己人生的大问题。

慈善的悖论

南方人物周刊：从事慈善事业前后，你看待贫困、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彼得·巴菲特：我的第二张专辑《一个接一个》（One by One）的灵感来源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在准备和创作的过程中，我更好地了解到美国的历史。我能看到制度运转的不公。那时，我对这些问题已经建立了一些认知。管理慈善基金后，我实地走访了许多国家，不平等存在的广泛性、深层性和系统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既有认知。

同时，体系的建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导致你很难绕过这些羁绊，去营造理想中公正平等的世界。很多时候，慈善机构看起来是在提供帮助，实际上只是贴了一张创口贴。当更大的问题悬而未决时，你能做的仍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当你退后一步，逐渐看清政治、学术、社会、制度等在如何交错运作时，你可能会有些不知所措。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

南方人物周刊：这让我想到了你2013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你认为慈善会议中，人们都在用右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同一个房间里的其他人用左手制造出来的。

彼得·巴菲特：是的。企业和个体在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难题，他们会通过慈善的形式努力尝试解决，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实际效果存疑。当然，大多数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都热爱他们的工作，他们希望提供帮助，对此充满激情。可一旦他们真正解决了问题，便会面临失业。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另一方面，我们经济体系的问题在于它总是在追求效率，总是在寻找节约成本的办法，这很可能对本应得到支持和照顾的人产生不利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从沃伦赠与你第一个基金会至今，已有24年了。

彼得·巴菲特：是的。1999年，父亲给我们基金会的赠款金额是1000万美元。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金额，但还不至于难以管理。那时，我和妻子詹妮弗居住在一个叫密尔沃基的小镇。早年间，因为我忙于音乐事业，詹妮弗承担了大部分的基金会工作。当时我们的基金会规模不大，工作也主要在本地开展。接着2006年（父亲宣布将把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我和哥哥姐姐各自管理的基金会一下子膨胀到10亿美元级别。

基金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更加认真慎重地对待。当时我们住在纽约，我们开始去全球各地探访，了解其他国家的人们面临的问题，也开始频繁地和居住在纽约的慈善家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士交流。可以说，我们的基金会从一个“夫妻店”陡然变成了一个大型慈善机构。我们不得不雇佣员工，花更多精力筹谋战略方法。因为对资金和资源的需求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更加专注，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实现目标。与此同时，这几十年来世界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做慈善工作，我们也需要调整适应。

2018年，彼得·巴菲特与大提琴演奏家迈克尔·科特在演奏会上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评价一个慈善基金会是否成功？

彼得·巴菲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总是急于看到数据和成果，希望改变能即刻发生。我们在金士顿的慈善项目不是为了自己，我不在乎我的名字是否出现在某些东西上，或者人们会如何称颂我的善举，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未来世代，为了更多我们可能永不谋面的人。而回到当下，对于我们在金士顿开展的慈善项目，我们提供帮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成功。比如如果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孩子在街头快乐玩耍，这意味着社区治安的提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你当初选择了金士顿？

彼得·巴菲特：我们基金会的同事都非常优秀，但我不希望和很多慈善基金的管理者一样，只是从他人拍摄的照片、撰写的报告或转述的故事中远距离地了解项目的进展。在金士顿，我可以直接和人们保持联系，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了解孩子们需要什么，直接和我们试图支持的人合作，更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金士顿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人口只有两万三千多人，可能和成都的一个小型社区差不多。那里有一群很棒的居民，但也有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这里能看到美国甚至中国的很多小镇的影子，也是整个国家的缩影。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未来可以应用到更多的地方。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正在逐渐认识到我拥有多少权力。对我来说，这是新鲜事，尤其是当有这么多人依赖于我们的资源支持。”作为一个享受孤独的音乐家，你是如何完成角色适应并应对质疑的？

彼得·巴菲特：确实需要做很多调整。我从小就喜欢安静，不希望引人注目。所以当我刚到金士顿时，我不会去公开谈论自己的想法或者我们要做什么。很快，我感知到了人们的猜忌，他们担忧我的动机，以及基金会的行动会给小镇带来什么影响。对于不了解我的人，我和那些想要掌控一切的富人是一丘之貉。意识到这点后，我就必须做出改变。这让我从一个像我父亲那样喜欢待在办公室专注做事的人，转变为一个像我母亲那样经常走出去和人们广泛沟通并建立连接的人。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平衡，我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享受与人交往的过程。

“做个平凡的人也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国，有“35岁危机”的说法。“35岁”似乎是一道坎，人们不再年轻，在求职、晋升等方面面临诸多难题。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刚踏入或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也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何处，特别是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这些迷茫你也曾遇到过。

彼得·巴菲特：二三十岁的人面临的一个普遍焦虑在于，发现自己在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正与自己想成为的人背道而驰。该如何调整？我真希望有一个标准答案。

生活中有太多人或事物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些期望可能来自你的父母、朋友、学校等等。芜杂的“噪音”让我们难以听清内心的信号。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同样有很多次我以为自己将要去往某个方向，但在尝试抵达那个目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那并非我想追求的。然而正是在尝试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引领我走上了新的道路。所以，重要的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保持感官的开放，保持敏锐，留心那些能触动你、让你惊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的事物。这很重要，也很困难。

南方人物周刊：美国和中国都有竞争文化。结果是，许多父母，尤其是那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父母，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担忧孩子会阶层坠落。有时，要让父母接受孩子是平庸的，似乎比接受自己是平庸的更困难。应该如何在竞争文化中培养孩子？

彼得·巴菲特：竞争创造了胜者、输家和阶层。学校内外，大家都绞尽脑汁想要名列前茅。父母们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没有迫切求胜的冲动，就会哀叹“天哪，我的孩子不会成为那个最好的人了！”社会总是怂恿我们去摘取桂冠，不管我们是否真想要，能抵御这种诱惑和压力的人少之又少。

我真的很希望，未来大家能逃离零和思维的束缚。卓越可以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无论是种花、照顾老人，还是教书育人。许多人试图逃离平凡，但我想说的是，出类拔萃不是必须的，做个平凡的人也可以。事实上，我认为这句话（“It"s okay to be just okay”）才应该被做成汽车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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