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臂猿靠手臂在林间荡行，在大树枝和地面上则是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赵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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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2023年7月9日参观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时看到的完善的红外监测系统，一彬感叹：很厉害，但学不来。这里的红外相机成百上千，能联网，数据自动回传，还可以识别物种，“一台要几千块，而我们用的，是最便宜的国产红外相机，三百多。”

一彬就职的云山保护，是一家专做长臂猿及栖息地保护的NGO。7月7日，海口举办全球长臂猿联盟第一次合作伙伴大会，近12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15家国际组织和基金会代表一起讨论保护长臂猿长效机制，一彬受邀参加。之所以对海南长臂猿红外监测系统如此“眼红”，是因为她负责的“长臂猿食堂调查计划”里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安装红外相机。该计划通过收集数据来了解长臂猿和其他物种的食性重叠程度，从食物的角度对栖息地恢复提出建议。

在已知的五百多个灵长类物种中，超过60%的灵长类面临灭绝威胁，75%的灵长类种群数量下降。“如果不好好保护，也许到本世纪末，灵长类动物将只剩人类。”在海口的会议上，专家李保国点出了保护的重要性。

保护的前提是了解。三百多元的红外相机意味着不能联网，数据需要定期爬树取回，不能放过每一条视频，因为不知道长臂猿什么时候会出现。原本的结项时间定在了9月，因数据过多，又将延期到2024年春节。“比想象中难，”但也不是没有惊喜，项目的第一期，离开云南德宏前一彬发现，红外相机真的拍到了天行长臂猿。

这是首个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猿类，“天行”既取自《星球大战》里的“skywalker”，也借指古语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灵长类专家范朋飞教授用了10年来确定它们的身份，还没来得及高兴，后续调查便显示，天行长臂猿在中国野外的数量不足150只，比起数以千计的熊猫，天行长臂猿面临着更大的灭绝风险。

天行长臂猿多生长于云南盈江县的苏典乡，被正式命名前，当地傈僳族人称它们为“甲米呜呼”。“甲米”是黑猴的意思，“呜呼”形容叫声，两道下撇的白眉和透亮的歌声是其最具特色的标志。甲米呜呼身长不足90厘米，占身体三分之二的臂长支撑它们在森林里游荡，它们对栖息地要求极高，生态学家借此判断生态系统是否优良。

这次见到甲米呜呼，一彬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觉得自己能上世界新闻”，但兴奋感还是持续到回大理办公室后的一个星期。这部拍摄到天行长臂猿的红外相机安装在一个结满水东哥的山沟里。白白小小、口感类似果冻的植物水东哥是现阶段长臂猿最爱吃的食物。发现这个地方时，一彬眼睛亮了，询问同在沟里的草果地的主人有没有见过长臂猿，得到“挺常见”的回答后，这枚红外相机就此安了家。

找到一个合适的红外相机安置所并不容易。拉马河村的山上灌木藤本密布，行人随时可能被钩住衣角，甚至被绊倒。有些石头坡直逼90度，需要手、脚、膝盖、屁股并用才能通过。山上还有些土质疏松的长坡，易上不易下。连水牛下山都是以滑代走，尘土扬起时，还不忘啃两口路边的竹子，“仿佛在掩饰尴尬。”

一彬对树的考量极为严格，首先要考虑角度，向阳不行，容易误触；高度低于长臂猿常待的15米以上的林冠层，不行，长臂猿几乎不下地活动；附近枝干食物稀疏，不行，拍到的几率太小。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棵足够承力且高度合适、长满食物的目标树，却被经验丰富的当地护林员否掉，“他们从小就在山林长大，一眼就能判断这棵树稳不稳、方不方便爬。我们一定是把人的安全放第一位的。”云山特意购买的安全绳和高空作业险保障着双方的安全。

安装红外相机的这段时间，每天早上九十点，野外团队的两位工作人员和护林员早大哥伴着鸟叫上山，下午六七点跟着太阳一起下山。用望远镜勘察到合适的目标树时，早大哥会拿着相机上树测试，至少要爬15米高，拍摄几张，再用绳子绑好吊着放下去，在树下等待的一彬和另一位野外工作人员嘉儒把卡插进电脑里，查看刚才的样片，如果不合适，再一点一点调角度。一台相机最多能调20次。项目初期，一天最多只能安装三台。

找到一位熟悉森林、极具野外经验的爬树能手是长臂猿食堂调查项目的关键。能找到早大哥，是社区团队的功劳。

2023年是云山社区团队驻扎苏典乡的第四年，也是负责人镜羽进入傈僳族寨子与族人同吃同住的第四年。早大哥是傈僳族人，家在山下的拉马河社区，一个上午9点时仍有云雾缭绕，青山环绕，还能听见长臂猿“呜呼”鸣叫的地方。

镜羽介绍，傈僳族世代有禁止偷猎长臂猿的祖训，靠“我们不要打，打了会有厄运”的信念保护长臂猿到今天。还未接触傈僳族时，镜羽曾听人用“懒惰”形容傈僳族人，“他们每天在山里的时间特别短，靠山吃山，种的草果一年只护理几次，就可以有十来万的收入。”镜羽想知道草果是什么，也想知道傈僳族人是否真的懒惰。

草果被称为“人民之福，森林之祸”。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种香料出现在傈僳族寨子。他们只知道草果在缅甸销路不错，没料到草果在数十年内会对森林生态造成破坏。

部分有沟谷的傈僳族人会找一个水源较好的地方，清掉一些树，在林下种植草果。转折出现在2017年，一斤干草果卖到一百多元的价格。很多没有草果地的家庭开始改造旱地，大量种植。后来草果的价格跌到30元，贷款种植的傈僳族人不得不在农闲时去沿海打工还债。有位老乡对镜羽描述自己在流水线上的异样感受，“像是被限制住了，跟在山林里的状态完全相反。”

镜羽突然明白，草果不仅是生活来源，也承载着傈僳族人期待的生活——自由的，在山林的。

因长臂猿脑可以治癫痫的谣言，偷猎曾是长臂猿生存的最大威胁。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公众意识的提高，偷猎行为越来越少，现在长臂猿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的破坏。

草果种植造成的森林光坡，让长臂猿无法去到仅隔10米的另一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它们无法相遇，无法繁殖。

一彬和嘉儒查看食物树果实情况（二六/图）

嘉儒和向导一起查看红外相机（受访者提供/图）

在走访的过程中，苏典乡梨树村女孩碧存的母亲带着镜羽去了她家的草果地。他们在荒地上种植桤木，等林子长大后，再把草果种下去——傈僳族人与森林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开发，而是创造与互助。现在很多傈僳族人效仿这种新做法。

在协商中，镜羽发现梨树村村民也想做生态修复。2021年，青山恢复计划在一个饭桌上诞生了。长臂猿食堂调查计划就是青山计划的一部分。

与其他公益项目一年一周期不同，云山的社区项目以三到五年为周期做规划。即使是调研也不会特意召集大家开很正式的会，而是把所有要协商的东西融入日常生活，在老乡劳作结束后、吃饭时，或跳舞前。

团队进行空缺调查（一彬/图）

云山希望“把权利还给老乡”，让老乡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让他们看到你是有诚意的，会被你尊重，而不是被简单当成工具人。”

为长臂猿移栽八月瓜苗是青山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在云山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老乡先培育起来的一个项目。当时社区团队和老乡们一起吃火锅，大家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之后，内部自行开会分工，还对云山表示，没关系，没申请到钱就算了。镜羽觉得这是老乡自主的尝试。

2022年底，社区团队的晓璇在另一个社区找社区干部和老乡商量，什么样的藤子适合种在栖息地、人工补贴怎么给比较合适。但第一个月聊下来，很多老乡都不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直接说，我的想法没有那么重要，你还是听听干部的意见。其实，她明白老乡们不是没有想法，只是对团队的信任不够。

梨树村是云山在苏典乡最早开展社区项目的地方，初期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老乡想找你聊事情，又觉得自己说不合适，或者说了也没用，就不说了。”云山要做的是让老乡的想法比较舒服地表达出来，再创造场合，让声音汇集在一起，形成讨论。现在每次项目申请的前期，镜羽都会拉着老乡聊，你觉得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好不好做、合不合适，如果要做，应该在梨树找哪些人，资金怎么分配会比较合适。

现在有时跳舞还没结束，老乡就拉镜羽到一旁，“我有一个想法，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每个人进入社区的契机不同，“感觉”也不一样。镜羽是十分幸运的那种，“因为碧存，我跟大家都在非正式场合认识，碧存把我当妹妹一样介绍给大家，非常人类学，和我自己学术训练的那套东西很契合，融入寨子没有太强的目的性。我觉得云山整个社区项目的起点就是因为遇到碧存这个人，她本身很希望能为梨树做事，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你形成连接后，这个东西才能慢慢往前推。”

2019年那个阴冷的国庆节，在林业站工作的梨树女孩碧存带着镜羽回到寨子。已经接待过各种机构的碧存没有把这个皮肤白皙的大眼睛女孩“当回事”，此前的经验告诉她，“大家都没有很认真，仅仅是来工作而已。”

第一次感觉到镜羽的不同，是在她随便说了一个故事后镜羽连问了许多延伸问题。第二次是在婶婶家，婶婶看着地面的灰尘说，我们这里啥也没有，啥都落后，又远又穷……镜羽马上接道，不会啊，很好啊，我以后要来这里养老。第三次是一盆炭火的熄灭。那时天冷，每个老乡家都生炭火。镜羽和老乡们聊到很晚，火早已灭了。已经挪了一个位置的叔叔偷偷移到碧存身边问还有多久结束，屁股真的好疼。碧存看了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其他人的调研大多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又看了看正坐在小木凳上用小本记关键词的镜羽，对着叔叔摇了摇头，表示我也不知道。

四年过去了，碧存发现云山通过一些项目改变了年轻人对外界的认知，“了解到读书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觉得学习是好的，可以见更多不一样的人生。”她不觉得自己帮了什么忙，连当时自己的认真，也只是被镜羽影响了而已。

在保护天行长臂猿的这八年里，阎璐作为云山保护的创始人，在活动和会议中被问过无数次“长臂猿保护还有希望吗？”她会举十多年前亲身参与的东黑冠长臂猿保护的例子，它们最初被认为已经灭绝，2018年中越联合调查确定中国境内已增加到5群(含跨边境活动的家庭群)共32只东黑冠长臂猿。

从上一个项目中总结的濒危物种保护的两个要素——第一，充分详实的调查和持续的科研监测是对濒危物种保护最重要的支持；第二，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合作，同时确保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同样适用于天行长臂猿的保护。何况天行长臂猿情况比当时的东黑冠长臂猿更为乐观。

保护，归根结底是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阎璐只是希望她的后代能继续在森林里听到、看到长臂猿这样一种神奇的动物。从2015年的两个人到现在，云山团队一共有八位正式员工。有人学化学，有人学金融，有人放弃了高薪工作，有人在30岁更换行业，有人在接触云山前不知道什么是天行长臂猿。但他们对月捐人负责，每月会出详细到具体数字的工作简报；对森林负责，坚持无痕山林原则，使用最节能的红外电池；对自己负责，进入云山是他们思考过的答案。

嘉儒是2021年的应届毕业生。刚毕业时，老师和朋友们都在劝她转行，“一个女孩干嘛要做这个？”女孩子体力不够、女孩子出野外不方便好像是身边人共有的认知，她陷入了极大的自我怀疑。那段时间，嘉儒的情绪极为低落，直到看见云山发布的一条妇女节视频，这个女性居多的野保组织告诉她，这件事并不困难，没有什么行业、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性别当作一个限制条件，能阻碍脚步的只有你自己。

但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云山的前任执行主任高山用“抠抠搜搜”形容做项目预算时的状态。2018年的99公益日，云山两天筹款60万，而2022年，截至9月10日，共筹得26万，这也意味着，“原本可能要布200台相机，现在只能布100台。”这样的情况在近几年已经成为常态，2022年为了解长臂猿栖息地生存坏境而开展的植物样方调查，因为没筹足10万元，只能缩小调查面积。

缩小的不仅是项目，还有一彬的半月板。下山时，她只能依靠“之”字走姿减缓膝盖的痛感。还有大家的钱包，嘉儒的工资几乎只有同学的三分之一。

云山前任野外项目官祝常悦觉得保护是一个不太容易看到成果的公益性工作，比较少跟人交流，比较少能从其他人身上接收到反馈，“最不幸的可能是你保护的物种在你还没死之前就已经灭绝了，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一个挺让人受挫的行业。”

那他们为什么还在继续呢？

镜羽的答案是人。她遇到了一位又一位好心的傈僳族姐姐，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给予的一次又一次支持，她对未来向好发展有很强的坚定感。

云山社区团队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一彬喜欢不断进步的状态。她厌倦在银行上班的日子，不想每天“给同事砍拼多多”。来云山后，鉴定植物是进步，牵头执行项目是进步，她觉得自己在荒野里才是真正地活过来。

更多人与嘉儒一样，他们从小喜欢动物，认为这份工作有价值，比起城市，自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那么保护长臂猿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长臂猿食堂调查计划的推文中有这样一条来自关注者的劝募朋友圈，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种群的背景灭绝率（注：指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地球上各个地质年代物种的灭绝速率）永远大于零，在足够遥远的未来，一切生命都会灭绝，包括人类。那么，当我们谈论生命的脆弱性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如果消逝是必然，我们保护的又是什么？我认为云山保护给出的答案绝对在正确的方向。我们该保护的不仅仅是单一的长臂猿物种，而是连结：在长臂猿、生态环境、当地居民，以及我们之间无法分离的连结。短期的种群数量增长固然鼓舞人心，但我们更需要的是高连结的、稳定的、足够自主的系统。云山保护认识到了连结的重要性，并在一线全力地建立并维护着它们。

缺少了合适的环境，再庞大的种子库也无法发芽出植被，再完整的基因序列也重造不出恐龙。没有物种可以独立于系统而稳定地存在，长臂猿不行，我们也不行。当环绕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坍塌，当山林归于寂静，我们作为人类的自我定义必将变得模糊。但在这一刻，我们仍然存在，仍然短暂地共享着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决定如何对待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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